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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财富人物]冯亦代生命最后的回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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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人物 生命

    回首和我投缘的人,似乎还是昨日之事。有时午夜梦回,我会突然想到他们中的某一位。
    逢着人生遇合之事得不到解释,佛教便说这是靠的缘分。比如,“文革”时我最初也想不通,一周之间,牙齿全部动摇,结果十天之内,拔尽了上下牙,成为无齿之徒。
    我不是佛教徒,但在祖母的熏陶下,从小就相信缘分。回首和我投缘的人,似乎还是昨日之事。有时午夜梦回,我会突然想到他们中的某一位。
    父亲
    母亲生我后一个月,因产褥热不治故世。记事以来我仅从照片上认识母亲。九年后,父亲带了继母回来。
   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,虽属名门,式微已久,知书而不识理。每天不打麻将时,她便手捧《红楼梦》,还以为一朝嫁人,夫婿须要赡养她的全家。
    可是她又死爱面子,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,反而造出种种理由,说我要衣服鞋袜,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,每日需吃营养品。拿这些理由,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。
    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,但后来起了疑心,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。所以有一天,他趁公差之便,突然回到家里。
    我记得当时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,箱盖打开着,一旁堆着我的衣物: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,几件夹衣衫,几件长褂,几套短衫裤,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。
    到后来,表姐们告诉我说,父亲和继母离婚了。
    埃德加小姐
    我第一个美国教师埃德加小姐,是美国浸礼会派来教书的。那天我们上学时,天忽然乌云四合,不久便下了瓢泼大雨。我当时正在学副词,只记了个副词可以形容动词。
    于是我说:“It’s raining hardly. ”这时埃德加小姐便说:“It’s raining hard. ”
    可是第一次我还没有听明白,再说一句“It’s raining hardly. ”埃德加小姐严肃地看了我一眼,又一次纠正我——“It’s raining hard.”
    我猛然感觉到自己一定把hardly这个词用错了,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。下课后埃德加温和地对我说,读书时要勤查字典,明白单词的不同变化。她不是在班上直接指出我的错误,如果这样做,肯定我下不了台。但是她要我自己发现错误,并由自己改正。
    这个故事让我养成了勤查字典的习惯。1932年她回国,我去码头送行,她含着眼泪对我说:“我将天天为你祈祷。”
    戴望舒
    我1938年2月到香港,见到望舒是很偶然的。
    有次我的同学陈宪要到《星岛日报》找张光宇,邀我同去。到编辑部时,只见靠窗的写字台前,有一人在伏案工作。他听得脚步声,便抬起头来招呼。他一面和我握手,一面深深地端详着我,最后迸出一句话来:“奇怪,你的脸好熟,我们哪里见过?”“想不出。”“你是杭州人?”他还是拉着我的手,我点点头。
    “你在皮市巷有亲戚朋友吗?”他又问,神情中似乎又回到了故乡。“我有个同学住在那儿,姓李的。”“对,对,就在他家,我的亲戚。”我也有些愕然,“你的记忆真好!”“不,我听出了你的杭州口音,冒险猜一猜的。”
    “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。你的散文还可以,译文也可以,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,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,没有新意,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,便是从外国来的,也有从我这儿来的。我说句直率的话,你成不了诗人。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。我选了一两篇准备刊在《星座》上。”
    可以说,望舒给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的门。
    乔冠华与龚澎
    1942年,乔冠华从香港撤退到重庆,曾住在我家里。
    有一晚我们举行读书会,龚澎、老乔却迟到了,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。正在焦急时,龚澎、老乔却排闼而入,连声说快事快事。
    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,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,亦步亦趋,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。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,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。
    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,险些撞在他们身上,龚澎和老乔便开始教训他们,说什么事不能做,却要去当特务,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,训得这两个特务狼狈不堪,连声说不敢不敢,转身遁去。
    梅兰芳    
    上海解放后,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,梅先生和我一起搭火车北上。和梅先生同行的还有数十年来随他演出的王少亭等名角。
    车到蚌埠,因为正在施工修理铁路大桥,我们不得不临时下车,在大街上一家茶店里休息。不知怎的消息传开,说梅兰芳到了蚌埠,狭隘的长街顿时聚集了千百号人,老的少的,男的女的,一再鼓掌要求梅先生和他们一见。几位工作人员多方劝说,也无结果。
    这时梅先生就走到楼窗口向路人致意。人群见了他笑容可掬的身影,齐声要求他唱几句以偿他们的夙愿。梅先生高兴地引吭高歌,博得了人群中发出的不绝彩声与掌声。一曲又一曲。
    后来工作人员一再央说梅先生旅途劳顿,亟须休息时,人们才逐渐安静下来。但是他们还是不散,一直送我们到车站上车。梅先生说:“我如今多少理会了些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了。”
    丰子恺
    我从小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绘画,莽莽撞撞地给他写信,问他如果学画画,将来是否可以维持生活。他回信说,学画是很难养家糊口的,于是我心一横去考了高中。
解放后,我去民族饭店找一个上海来的朋友,在候电梯的时候遇到丰先生,这是我们惟一的见面。
    我曾看到过他的照片,认得他,这样一位老者,在走廊里施施然向电梯走来,我一面让路,一面冒昧地问他是不是丰先生。显然他为我的突兀吃了一惊,脸上现出愕然的表情,等我说明了过去的邂逅,他才依稀记了起来,连说“有缘,有缘”。
    黄宗江、吴祖光与丁聪
    我经常比较来我家的朋友们说话的风格。黄宗江一来,就滔滔不绝,一如长江大河倾泻而下,其中夹杂着一些长矛短戟,有时简直来不及听。祖光则乐呵呵地听别人说话,但他不开口则已,一开口便有警句,其隽永使你可以像吃橄榄一样,芳馨盎然,不散者久之。至于小丁则又另有一功,浑真自然,一如其人。他有三句口头禅,一曰:“定规要这样做”,这表示了他的个性;一曰:“呆板数这样做”,这表示尊重客观;又一曰:“一定勿来事”,这表示他不迁就人,绝不人云亦云。总之,他们趣味不同,风格迥异。
    聂绀弩
    我和他最后一次一起吃饭,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。
    当时他喝了几杯,便大谈林彪、江青,说江青是个妖物,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,林彪则是个鸦片鬼。这时街上叫卖晚报,我们买了一份,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、罗、陆、杨的消息。
    他看了之后,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,以后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,让我们不要去找他,少出门,言谈小心,他的话不幸而言中。事实上,他即使“言谈小心”也终于入狱。
    得一知己,谈何容易。我的一生一个字:难,但在一生的机遇里,我往往碰到不少契机,在这样的时刻,这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,因有这样的人缘而自豪,生而有幸。
    (感谢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《冯亦代》)
    冯亦代:著名翻译家、作家,抗战时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,解放后曾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,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,英文《中国文学》编辑部主任,《读书》副主编。其代表性译著有海明威《第五纵队》等近20本书,著有《西书拾锦》等多部著作。2005年于北京逝世,享年92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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